170平现代中式装修效果图-三维家
但是，将国家机关通过会议作出的决定也理解为与决议同义，则说明就某一或者某些问题，会议既可以作出决议，也可以作出决定，进而出现了对两个用语做同义循环解释的问题。
科学是人类的一种活动，是人类运用理论思维能力和理论思维方法去探索自然、社会、精神的奥秘，获得关于世界的规律性认识，并用以改造世界、造福人类的活动。（三）程序保障：完善人大的立法程序 立法机关拥有严格界定的程序，以确定一部立法怎样提起、辩论和通过，它由什么构成（那就是说，它的最终权威文本是什么），以及它何时生效。
立法体制机制问题具有宪法性，涉及国家立法权的分配与运行，是国家立法权有效运转的关键。这种职业化既包括专职化也包括专业化。与此同时，我国学界也陆续产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在制度层面，立法任务主要是由人大代表组成的人大常委会及各专门委员会来完成，其中非人大代表组成的人大工作机构承担了大量的具体立法工作。[29]我国人大立法的起草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政府完成的，人大自身的起草能力不足。
[41]（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86页。[54]田成有，见前注[17]，第42页。[xlvii]秦小建：《新通信时代公民通信权的实践争议与宪法回应》，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7期，第92页。
针对通信内容的公权力干预，主要是对信件的开拆检视、对电话的窃听和其他各种对通话内容的获取及披露。就基本权利限制的三阶层框架而言，其本身就具有强化基本权利保障的意义。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制宪者背离了《宪法》第36、37、38、39条确立的示例性模式，而采用了绝对排除式的规定。[xlii]参见张翔：《民法人格权规范的宪法意涵》，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4期，第121页。
通过一种可重复的检验，保证法律判断的科学性（或者至少是确定性）。杜强强教授认为，通话记录虽不属于《宪法》第40条的保护对象，但因为人们对它的隐私期待较高，属于宪法隐私权的保护对象。
王锴：《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界定》，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5期。但是，严格的字面解释，却未必能实现严格保护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规范目的。孙运梁教授曾经对阶层式犯罪论体系有过这样的评价：将各种犯罪的成立要素组成一个富有逻辑层次的体系，一种递进式的逻辑关系将各个成立阶层串联起来，这样就为司法人员准备了一套适用法律的思维工具，为定罪活动提供了一种配有使用说明书的操作规程，或者说，为司法人员提供了一张清晰的路线图。[lv]参见张翔：《财产权的社会义务》，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第101-102页。
这种层次分明的思考模式，可以避免讨论焦点涣散。[lxx]参见王锴：《论法律保留与基本权利限制的关系--以刑法第54条的剥夺政治权利为例》，载《师大法学》2017年第2辑，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85-86页。因此，将通话记录与信封类比，也不甚妥当。同样是对此困局，秦小建教授评价到：目前我国《宪法》第40条的规范构造，并非没有可指摘之处，[li]并给出了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修宪。
也正是此审查模式的存在，使得对不同观点的对比、评价和新观点、新论证的提出，具有了教义学积累的意义，而非纯粹的批判和解构。杜强强教授也认识到自己的这个观点不符合常识，但他将之归结为日常语言与法律的技术语言的差异，并进一步从通信内容与外在信息的区别的角度，认为还是应该严格界定通信秘密的保护范围。
关键词: 通信秘密 基本权利限制 宪法漏洞 基本权利竞合 法律保留 自2019年以来，在法院调取通话记录[i]、交警查手机[ii]等实践争议引导下，杜强强、王锴、秦小建教授分别发表论文，[iii]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40条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解释展开了精彩的论辩国家对基本权利负有保护义务，为了更好地保护基本权利，国家可以根据预防原则设计风险预防的机制，并根据法律的规定在特定情形下可采取一定的风险预防措施。
1992年6月11日，李鹏总理代表中国政府签署该公约，同年11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批准。[10]这与美国法上使用的风险预防措施存在语境上的差异。第一是潜在负面效果的确认。另一种是大型比例原则，不以各个设施的污染状况、回避排放的费用为问题，而是将各个设施类型、各地域，进而是整个联邦的排放量、减少排放的整个费用，以及不采取预防措施时预想侵害的整体规模等作为考虑因素。[42] 按正常的法理而言，行政机关既然有权设定许可或要求提交安全性评价报告，就有责任说明为何作出这样的设定，提出这样的要求。[17]桑原勇進『環境法の基礎理論——国家の環境保全義務』（有斐閣、2013年）270頁参照。
[11] （三）风险预防提出的挑战 风险是将来发生损害的可能性，一旦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那就是实际损害。但在欧盟，风险预防原则被确认为一项基本原则，欧洲法院在其判例中将预防原则作为习惯法的一项原则来适用。
[18] 我国的很多立法都使用了预防一词，但属于本文风险预防意义上的预防并不是很多。也有学者认为，其对应的应当是国际环境法上的损害预防原则（preventive principle），而非风险预防原则。
1.说明理由和公众参与 应当承认的是，风险预防措施在实体上是不容易受到控制的，故而，正当程序的要求显得尤为重要。欧洲人权法院也是予以拒绝，国际海洋法法院和海牙国际法庭也同样如此。
如此，消费者可自主选择。这种模式并不是客观性举证责任，而是责任的分担。[12][德]迪特儿·格林：《宪法视野下的预防问题》，载刘刚编译：《风险规制：德国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14页。可以考虑的措施还有，强化与相关人的协议，课予风险附随研究义务、标识义务，以及作出关于风险认知并不充分的高权警告。
[2]See Gary E. Marchant, Arbitrary and Capricious: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in the European Union Courts 5-6(the AEI Press 2004).但也有学者批评认为，预防原则起源于德国的说法就是一个神话。存在有害影响的风险，具有科学上的不确定性，才会适用风险预防原则。
[2]1992年《里约宣言》第15条原则表明：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按照本国的能力，广泛适用预防措施。其次，风险预防措施是针对不确定性风险的措施。
在法学上需要做的是明确风险预防的条件、强度和界限。笔者所理解的风险预防措施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首先，风险预防措施是面向未来的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该机构可以采用同一专家委员会的补充意见或其他证据作为其依据，其证明价值至少与有关意见的证明价值相当。风险预防原则应当是有限度的。但预防原则只不过是赋予行动的方向性，没有可以采取预防行动的权限原本就不能采取预防行动，预防原则并没有制约既有权限行使的功能，也不能因为不采取预防行动就直接作出违法的判断。欧洲初审法院曾指出：说明的理由必须具有至少与有关意见相称的科学水平。
第二，不能充分预见有问题的技术或物质的事后影响，因而不能充分有把握地确定不可逆转的结果，这时因介入程度强的控制而产生第二次性风险，即因控制失误而产生成本的问题。在科技风险日益现实化之后，这一条款也能产生新的要求，可以降低对危险盖然性的要求，以更有实效性地提高国家对人权的保障程度。
非歧视（non-discrimination）。也就是说，预防原则或者更准确地说风险预防原则，是指通过一定措施尽可能排除、降低风险，预防在危险阈以下阶段发生有害影响。
另一方面，企业虽然具有研发、生产、经营自由，但其自由也存在一定的界限，应当通过风险调查等方法努力避免风险和危害的发生。[38]但是，理论上，证明某项活动是安全的必须对未来全部可能发生的情况作出预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推理，这已经超出了人类的认知能力，任何人都不可能就一项活动对未来的全部影响作出确定的判断。